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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峰:发展两头压缩中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2016-01-06 19:55:16   浏览量:

  导语: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以《世界金融危机根源及解决办法》和《某种意义上世界金融危机救了中国》为题在人民网撰文,最早系统的提出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和生产相对过剩,中国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镇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可惜未得到官方的重视, 2009年4万亿投资大部分投于公路、铁路、机场、房地产和文化产业。由于缺乏宏观计划指导,许多投资最终结果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中国错过一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

  现在,中国经济类似美国1938年的罗斯福萧条,工业产能过剩加剧,其中光伏产业全军覆没,钢铁行业全面亏损。但2012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了7000多万吨粮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而且中国58%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85%以上的大豆需依赖进口,自给自足能力大为衰退,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军队的鹰派和少壮派不惜一战。自古战争打的是钱粮,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备战阶段如何保障粮食和石油进口和运输安全以及自给能力是国防软实力的关键,让敌人断了粮道会不战自乱。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若没有产业支撑的盲目城镇化会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成为边缘化、无业的城镇人口,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反而需要更大的代价来强力维稳,最终得不偿失!

  从《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深陷农残疑云》《速成鸡45天喂十几种药防病 养殖户称不敢吃自己养的鸡》《江西空心村调查:有村庄仅剩一个人 着火没人救》《明天,谁来种地?》这些公开报道中,我们可看到一方面中国农村的萧条衰败,已经没有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化学污染日益严重,食品质量令人堪忧,本次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历次的世界经济危机都证明西方工业化模式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世界,中国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主流经济学家都引用西方国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王建算了一笔账: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大概增加了1亿城市人口,与之相对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52万亿元。从实际测算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会引来几十万元潜在消费。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计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大陆的消费总额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彼时,中国大陆的出口额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钱不出口,内需也能把这一块吃掉。”王建说。

  坚持城镇化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常识性错误在于:

  一是只看到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而忽略了城镇化所新增的生产能力,并且提高城镇化水平所新增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新增城镇人口坐在家里只消费不生产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办不到。城镇化聚集效应对生产的提升能力远大于其自身带来的消费能力,具体原因在下面章节中有详细论述。

  二是颠倒了城镇化的原因和结果。城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被用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至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19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维基百科给出城市化定义: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概括一句话: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而非原因。其实任何一个有点近代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城镇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工业化的附属物。放眼全球,有哪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城镇化了?

  三是没有意识到科技排斥劳动,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同等产值的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现有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越来越不需要很多人员。

  四是没有看到发达国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妇女婚后改从夫姓,基本上在家相夫教子不就业,男人在外打拼赚钱养家,这在美国、韩国和日本比较典型,这与中国古代的就业结构非常类似,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远高于中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经济学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以经济问题应该从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方面分析。广义工业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社会的人借助生产工具形成的综合生产和供给能力远大于他自身的综合需求和消费能力,由此形成的社会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供需失衡是西方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根源。生产大于消费可从员工和企业即劳动者和资本家两方面来分析,企业(资本家)之所以聘用职工(劳动者)是因为能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就算是不存钱的月光族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能力也会大于消费能力;同时企业(资本家)也要为国家缴税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即使企业老板(资本家)把税后全部利润用于个人消费,同样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何况企业(资方)还要扩大再生产和科技创新,这是社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世界各国解决产能过剩普遍采取办法是人为扩大当前消费其手段就是消费信贷,通过透支未来解决当前的产能过剩。我们如果从一个人20岁-----60岁40年的时间段来分析,消费信贷根本不可能增加消费反倒加剧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经济中的产能过剩不是需求不足,这里的需求是指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

  第二、工业生产基本上不受季节、气候和天气的限制可24小时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和供给能力可无限扩张,社会生产供给的增长速度会远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政府如何人为扩内需总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大家都见过加班加点的生产,谁见过加班加点的消费?

  第三、政府投资只是在项目建设期间有社会消费需求,但最终结果是直接或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拿修路来说,在施工过程中会对钢铁、水泥、机械设备等行业形成一定的社会需求,但道路畅通后运输能力提高就会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修路的最终结果和最终目的不会永远停留在在修路的过程中。2009年4万亿投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

  第四、以城市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一、二产业的延伸。服务业像“毛”一样依附于工业这张“皮”而不能单独存在,只有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先有发达的工业以后才有发达的服务业,而不是相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工业发展服务业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谈。举例:你去我家打扫卫生做饭,我去你家打扫卫生做饭,这样脱离实体经济的服务业虽然也能创造GDP但最终结果大家只能喝西北风。同理,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业和资本运作也全都是庞氏骗局或击鼓传花,钱本身并不能生钱!若把经济发展比喻成行驶的列车,那么第一产业是底盘第二产业是发动机而第三产业只是润滑油!

  第五、科技排斥劳动。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同等产值的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现有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越来越不需要很多人员。

  综上所述,因为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城镇化,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若没有产业支撑的盲目城镇化会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成为边缘化、无业的城镇人口,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反而需要更大的代价来强力维稳,最终得不偿失!所以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比例。中国经济一方面工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老板跑路企业倒闭,一方面城市盲目扩张许多耕地被毁,农村人去房空,粮油大量进口,根据海关统计,2012年1-11月份,中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作物的进口数量合计是1077.5万吨,同比增长了294.5%,进口大豆5249万吨,同比增长11.4%,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达85%以上,中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化肥、农药和激素的大量使用造成化学污染使土地的肥力下降,生产的食品质量让人堪忧,同时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人为问题也层出不穷。中国现在最大的内需不是房子、车子而是放心优质的食品、干净的水和洁净的空气,中国人现在需要吃得饱和吃得好。

  中国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现状全社会已经达成共识,24个产业部门里面有21个产业过剩,并有220多种产品世界第一。在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全球性自然灾害情况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这需要时间。二是压缩现有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由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在吃得饱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为农业要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并且效率和品质难两全,提高品质必定降低效率。

  科技领先和不断的科技创新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基础,2008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概括一句话为:发展两头压缩中间制造业过剩的产能。

  一、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工业需要的是大学生,压缩中间制造业过剩的产能人员两头分流适合我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结构。

  二、精耕细作能提高农田的有效耕种面积和有效产量。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丘陵、梯田、地头、地尾、地边等都要弃耕,同时机械化收割收获也有不可避免的浪费,农业机械化只是节省了人工对提高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没有任何益处,精耕细作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多丘陵的地理自然环境。在这里声明一点,精耕细作并不排斥科技和机械化,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田间地头和机械化的不足,人工来补充,不能抛荒弃耕和避免收获的浪费。

  三、农业规模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造成了双重污染,一是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对农田的化学污染,二是养殖的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规模化养殖和种植本质是以牺牲环境和降低农产品质量为代价降低成本。只有种植养殖结合才能形成小型生态循环系统,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能增强农作物的抗病性就可减少农药的使用,能生产出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农业为中国人提供绿色有机食品,国民体质的增强就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少对药品的依赖,减少不知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也会减轻了医保体系的压力,种植养殖结合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社会效益。另外,化学肥料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化肥对农作物提供的营养并不全面。中国所有耕地的营养成分中普遍是氮磷钾过剩,有机质不足,同样的田间管理施用有机肥和少量化肥的农作物比单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作物抗病性强、产量高和质量好,在北方苹果和葡萄的对比试验中效果很明显,不用仪器凭感官就可判断出来。

  四、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每年春运、留守儿童、社会治安和社会就业等问题可迎刃而解。同时,广阔分散的农村比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有益于社会稳定,20年前的政治风波广大农村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人口分散居住有利于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和国防。

  五、只有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小而精高品质的特点才能与美国机械化超级农场式的农业进行差异化竞争,否则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落后。政策适合,农业、农民、农村不但不是国家的负担,还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引擎,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如中国的荷兰设施农业以及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水傲视全球,对我们就是很好的启示!再有一点,美国之所以粮食价格便宜,不是因为他们搞机械化大农场,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每年都给美国农民巨额的农业补贴,相关资料一搜一大堆。

  六、世界工厂是中国再给世界打工,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奴役,消耗资源、污染环境、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下游,并时常遭到国外的双反调查,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打工经济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回想一下大清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曾创造世界第一的GDP和贸易顺差,不也是落后就要挨打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创造新的需求,引领世界的发展,中国崛起要靠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打工经济和荒废农业的低水平城镇化没有出路。

  配合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必须进行相应的土地政策调整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

  一、土地政策调整要抑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停止城市扩张征地,放弃中国低水平的城镇化道路。精英的城市,大众的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借鉴中国古代的以工代赈改革现行的低保和失业救济制度,组建涵盖低保失业、社区矫正、志愿者、勤工俭学和毕业实习等的国家劳务派遣公司调节社会用工需求,采取相应政策使城市中失业人员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向农业转移,使没有能力消费有机农产品的市民向农业转移来生产有机农产品。同时也不要使返乡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坐吃山空。这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田园式有机农业中家禽牲畜的散养自然生长、人造有机肥改良农田土壤、农村水利等基础建设都需大量的劳动力,关键在我们要组织和利用好,天生万物,皆有所用,大致广宇,小至微尘,大用小用,贵在其用。

  二、基层稳则国家稳,与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政府机构大部门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我的看法是行政上合并自然村实行大村制,将村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系统。取消乡镇一级地方政府,不裁减一人,所有党政人员轮流休息住村任职,做为国家下派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治理乡村,平衡农村中的宗族力量,以此来加强基层领导。县直接管村,缩短行政环节提高效率,这样避免基层工作人员都挤在党政大院内喝茶、看报勾心斗角,同时也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需裁员,滥竽充数者会主动请辞。同时,中央、省、市、县各级机构也要抽调人员分批轮流住村任职,住村工作一个月,回家休息一个月与亲人团聚,每逢国家的假期,家属孩子也可到村里来与亲人团聚,真正体验农家的苦与乐,城市长大的各级干部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此以两年为期分批轮换,谁也不会有怨言。这样既加强了基层领导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解决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人员安置问题。条件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地区级政府,最终形成省、县、村三级地方政府机构的格局。广东乌坎事件中省委副书记带队驻村解决问题的效果举世公认,这些好的做法应该坚持和推广,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局势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国的人民公仆才亡羊补牢!补充一句,广东乌坎村若能延续国家下派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治理的思路互相监督,就不会出现后续的一些问题从而造成虎头蛇尾的局面!

  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也可采取教师、医生分批轮流下乡的办法来取消城乡差别。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在农忙时节党政干部、军人和学生都下乡支农,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才逐渐消失,加剧了城乡差别,中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败。所以只有正确的改革才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相反错误的改革和决策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从时间上来说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改革改了30多年,却问题堆积如山?

  面对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领导人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魄力,民众信心来自领导人的魄力! 危机关头更需要的是领导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决断,不要把时机都浪费在会议和研究中!困难时期更要体现社会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下,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度时艰,举国之力十年时间而某某功屡禁不绝,我看不少人是被不公的社会现实推向对立面,不平则鸣而已!只要公平,社会自然稳定,全能神之类邪教也不会产生和发展,更不需要巨大的花费来强力维稳,没有公平不会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公平改革也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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